如果罗诉韦德案真的被推翻,如何继续争取堕胎权利? AMANDA TAUB

https://cn.nytimes.com/usa/20220505/abortion-activists-movements/?utm_source=tw-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周一晚间泄露的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意见书草案并非最终版本。但待尘埃落定时,美国的女性可能会得出结论,她们已经失去了堕胎的权利,就像海明威笔下的一个人物形容他的破产一样:先是逐渐地,然后突然就身无分文了。

如果类似泄露草案那样的意见成为了法律,将不仅仅是反堕胎团体及其共和党盟友数十年竞选、诉讼和提名保守派法官的结果,同时这也是在用一项单一的裁决推翻已经确立的宪法权利,该权利曾令世界各地的堕胎权利活动人士振奋不已。

因此,这个意见稿也提出了一个与各地的活动人士息息相关的问题:通过法院寻求堕胎权的保护,而不是建立那种能够推动立法胜利的群众运动,这个策略的风险是不是比当初看到的要更大?

出人意料的罗案政治

现在很难想像,但在1973年罗诉韦德案作出裁决的时候,堕胎对美国右翼来说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甚至对福音派基督徒来说也不是。

事实上,在罗案发生的两年前,南方浸信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呼吁将堕胎合法化的决议。尽管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反对堕胎者当中以天主教徒为主,而他们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

但没过几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并非由堕胎本身推动,而是由废除种族隔离引发。在最高法院下令南方的学校废除种族隔离后,许多白人家长把子女从公立学校转去全白人的私立学校,也就是所谓的种族隔离学校。在黑人家长进一步提起诉讼后,国税局取消了这些学校的免税资格,这在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中引发了广泛的愤怒,这促使他们成为了美国政治中强大的保守派力量。

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着大法官头像的抗议者,法院此时正在听诉的一桩案件产生的一份意见书草案,将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在美国最高法院外举着大法官头像的抗议者,法院此时正在听诉的一桩案件产生的一份意见书草案,将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裁决。 GABRIELA BHASKAR/THE NEW YORK TIMES

公开反对废除种族隔离的做法不为社会所接受,也不为更广泛的联盟所认可。但反对堕胎却可以。堕胎权与布朗诉教育局案以及其他民权案件的程序相似,都是利用有影响力的诉讼在最高法院赢得宪法保护,从而推翻州法律。因此,批评罗案就成为了无需极力反对民权或废除种族隔离,就可以谈论“政府越权”、“州权”和“保护家庭”必要性的方式。

多年来,这种强烈反对越来越多。但堕胎权似乎仍然相对安全,尤其是在最高法院于1992年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中再次确认这一点之后。即使面对日益增长的政治反对,堕胎权在美国仍然受到保护,这似乎表明理应通过法院寻求保护。

其他国家的活动人士也寻求类似的途径。2006年在哥伦比亚,女权组织全球妇女联合的律师莫妮卡·罗以哥伦比亚的国际条约组织及其宪法要求对强奸、乱伦或危及母亲生命或健康的情况进行例外处理为由,在该国全面禁止堕胎的情况下赢得了例外权利。今年,在随后的一个案件中,法院更进一步,将所有怀孕24周之前的堕胎合法化。

政治人类学家朱莉·祖尔弗在哥伦比亚研究围绕生殖权利的行动主义,他说,通过法院追究这一问题,让活动者可以部分规避围绕该问题的有争议的政治。“在和平进程中,一切都变得两极化,”她说。

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就与FARC游击队的和平协议举行了全民公投。为了削弱公众对该协议的支持,包括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在内的保守派政客试图将协议草案与堕胎、学校的性别教育和其他有争议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12月在墨西哥瓜那华托,用于自行堕胎的药物美服培酮和米索前列醇。

12月在墨西哥瓜那华托,用于自行堕胎的药物美服培酮和米索前列醇。 MARIAN CARRASQUER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旦和平公投开始进行,就变成了,如果你这次投赞成票,你就是在投票让你的孩子变成同性恋,你就是在投票反对国家。你投票反对国家和家庭的理念。其中掺杂了女性权利或获得生殖权利等问题,”祖尔弗说。

在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一直激烈反对墨西哥女权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对他的民粹主义政府充满敌意。但经过多年的基层组织,该国最高法院于2021年将堕胎合法化

法庭靠不住

但正如罗案的通过和抵御反对的能力似乎为堕胎保护规划了一条道路,它现在可能会遭受的失败凸显了司法保护的一个潜在弱点:它本质上取决于法庭的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构成是会变的。

在美国,共和党选民对堕胎的反对推动了数十年来在司法系统各级任命和选举保守派法官的努力。结果,如今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绝对多数不仅看起来要推翻罗案,而且在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其他问题上也急剧右倾。

在波兰,未能在议会上通过限制性堕胎法的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府转而求助于宪法法庭,那里有许多对执政的法律与公正党友好的法官。2020年10月,法庭有效地将失败的立法写入宪法

有时,诉讼本身就失败了。2010年,许多人认为,在欧洲人权法院对爱尔兰的堕胎限制提出挑战可能会成为欧洲的罗案。但法院只作出了一个适用性有限的程序决定。

2020年10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华沙游行,反对波兰严格的堕胎限制。

2020年10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华沙游行,反对波兰严格的堕胎限制。 MACIEK NABRDALIK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还是得行动

最终可能还是要靠行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模式:成功的运动将堕胎视为更广泛的国家认同问题的一部分,并依赖于经验丰富的活动人士持续组织。

2012年,在爱尔兰,一位名叫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的年轻女性因为被拒绝进行医学上必要的堕胎而身亡,她的死成为堕胎权利运动的集结口号。2018年,该国举行了修改宪法使堕胎合法化的全民公投,以超过66%的支持率通过。

与哥伦比亚一样,爱尔兰活动人士试图将堕胎问题归结为国家和社会认同的问题。但这一次,情况发生了逆转:在爱尔兰,最成功的身份认同主张是支持堕胎权的一方提出的,他们将生育权利界定为爱尔兰的欧洲身份的一部分。

“围绕爱尔兰堕胎权运动的框架是关于同情心,以及爱尔兰必须成为欧洲同情心的表率,”研究过爱尔兰堕胎权运动的丹佛大学政治学家玛丽·贝里说。“它比英国更富有同情心,因为英国变得越来越保守,尤其是在保守党政府的领导下。而我们身处欧盟,代表着一个进步的欧洲。”

但是,这场运动成功的关键可能在于,它将这种有吸引力的信息与更激进的女权主义团体组织经验结合起来。“当我在爱尔兰与活动人士一起做研究时,让我震惊的是,关于堕胎权的整个‘废除第8条’运动的组织节点,实际上来自于无政府女权运动,它比自由主义女权运动更深地植根于环保运动,”贝里说。“当然,大多数投票支持的人并不属于更左派的组织节点。但这确实是让一切成为可能的运动的核心。”

爱尔兰选民在2018年的全民公投中废除了一项反对堕胎的宪法修正案,翌日,人们参观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纪念馆,她于2012年因被拒绝进行医疗上有必要的堕胎在爱尔兰去世。

爱尔兰选民在2018年的全民公投中废除了一项反对堕胎的宪法修正案,翌日,人们参观萨维塔·哈拉帕纳瓦尔纪念馆,她于2012年因被拒绝进行医疗上有必要的堕胎在爱尔兰去世。 PAULO NUNES DOS SANTO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阿根廷,“Ni Una Menos”(“一个女人也不能少”)运动也是这样,在持续、长期的组织活动中,将堕胎权利置于公正社会的大背景下,宣传缺乏安全合法的堕胎属于暴力侵害妇女这一更广泛的问题。2018年,一项使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失败了,但在2020年,阿根廷实现了堕胎合法化,使阿根廷成为拉丁美洲实现堕胎合法化的最大国家。

相比之下,在美国,自1973年罗案裁决以来,合法堕胎一直是现状,使它很难成为这种长期群众组织的目标。

“我认为本土动员,一些更先进的种族平等工作,还有占领运动,所有的这些运动中的左翼节点都没有把堕胎权作为宣传的中心,因为自70年代以来,它在宪法上或多或少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贝里说。对于其他关注生育权利问题与种族和阶级问题交集的组织来说,“堕胎问题一直存在,但它不是唯一的诉求,”她说。

相反,中间派组织和民主党政治人士往往将堕胎定性为一种不幸但有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应该是“安全、合法和不常见的”,并将活动重点集中在如何获取堕胎医疗的问题上。对于在农村地区或一些州内的女性来说,这往往至关重要,因为那些地区繁琐的法规使堕胎在实践中基本上无法实现。但这些活动并没有产生在爱尔兰等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基于身份的大众吸引力。

因此,今天,随着罗案裁决显然处于被推翻的边缘,美国的活动人士正在考虑,如何才能按照“一个女人也不能少”运动那样创建自己的大规模运动——以及能在为时已晚之前还能取得什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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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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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關心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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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牵扯到重要的生育权和有关性别的权利,从这个角度上既和潜在的在意生育率而反跨的思想有关,也和生为某性别是否会受到额外的限制有关,在宗教和法律上,它都会影响对性多元群体的权利根基的问题(同性婚姻和性别化重置手术的权利根基),由此而延伸,可以很明显地推测它将会对跨性别群体的医疗资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即便我们忽视美国宪法、最高院有关事宜在法律上对美国公民的影响,有关生育正义的讨论本身就会作为保守势力的文化对全世界的各个保守派别产生影响。如果说罗诉韦德案真的被推翻,势必会强化父权势力对个人身体的把控,以及削弱医疗照顾的政府拨款力度,这些都会对无数切实的个体产生实际影响。

跨性别女性和顺性别女性从来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另外的,生育权利本身对跨性别男性也有更加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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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在怀孕阶段我支持pro-life,这可能和我爹打胎过一个女孩子有关,或者和我觉得生命高于一切有关。

我希望是面对是大量普及避孕措施,靠避孕套加避孕药绝对避孕。比如我可能希望在男性中推广类似色谱龙但可逆的药物避孕,在女性中……已经有有效的避孕药物了;这两者同时使用加上避孕套,我不觉得会意外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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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可能预见后果(排除性教育极度缺乏而甚至不知道性行为会怀孕),完全自愿(排除强迫或半强迫),排除意外(理论上以上避孕措施确实可能恰好全部无效)的情况下,怀孕者确实应该为怀孕负责
可是如何认定呢?医院不是法庭,也不是公安。把社会资源浪费在这样的调查上,实在有些……而且“意外”的判定条件更加不现实,难道让情侣每次做爱完都保留避孕套以备查验是否有缺口吗?
所以尽管不完全合理,但是无条件终止妊娠的权利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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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nning:

生育从来都不是必要的
活着也不是
life is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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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口口声声pro-life,但你们从没想过这个孩子被生下来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会给其自身以及周边的人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你们根本不关心人们过得好不好,你们只会喊那些毫无意义的口号
咱支持无条件堕胎权以及子宫切除权,支持对强奸犯进行物理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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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反驳保守比很简单:你们愿不愿意对参与杀人的qj犯也是这个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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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反正他们不负责养,他们只负责raise the f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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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灰色地带的,

结婚是原则上受法律保护的
???
没听过代孕吗???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童年就是这样的,但她们现在过得很好;如果让她们选择,我觉得恐怕她们不会选择让自己出生,但我对在这个世界上和她们相遇感到很开心,是我的自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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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让我选择,我也不会选择出生………这是致郁的话题吧……q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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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很多嘛, 比如一边宣传堕胎对自己的坏处, 提倡生命权; 一边规定想要阻止堕胎必须支付这次怀孕和生产期间的所有费用和损失 (包括精神的, 对健康的, 和误工之类带来的), 并且承担抚养义务 ()(超小声(
senioria其实会支持这样的方案… ? (超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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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绝了,再来点炸裂的,我支持随意终止妊娠也支持性别选择,
身边的统计学——开放二胎以后,认识的好几个二十左右的cisf多了个刚出生的弟弟,又当姐又当妈
我想问问有没有多妹妹的情况?
何必呢,想生什么生什么,让市场调节去吧,
累了,毁灭吧.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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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开放前我老爹58岁刚代孕了龙凤胎呢

我这情况都是,自己生。。。自己生。。。

我觉得两边都不偏会比较好
因为其实人文主义极度左倾会把自己解构掉(

比如堕胎这个问题,对自由的追求固然是人不可被阻挡的一项权利,但胎儿也是生命,生命权也是一项不可被阻挡的权利,人权又必须被保障,那么这两项权利冲突的情况下,是对生命权的保障大于对自由的追求,还是相反?

这个时候很多人文主义者选择进行偏正,认为未具有意识的胎儿不算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此不构成冲突,使用这样的方式避免自我解构,也可谓是见仁见智了

如果将主体由胎儿换成已出生的婴儿,那么其父母对其生命的主宰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那么上面的偏正又缘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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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生的胎儿不是生命。
就像你的脚趾头也不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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